sbf888手机版 情感 在那里我们兄弟姐妹六个陆续来到了这个世界,后来我的父亲傻了

在那里我们兄弟姐妹六个陆续来到了这个世界,后来我的父亲傻了

我可能从没想过我的生活会因为这场意外而变得天翻地覆,我曾经一直想要逃离这个家,后来我的父亲傻了,我自由了,却发现已经无法割舍这里的一切。

我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去世三十多年了。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和痕迹。他盖的房子没有了,他养的马和狗没有了,他栽种的柳树也没有了,他用过的物件都没有了。连一张像片哪怕是一幅画像都没有留下来。他那响亮的绰号“连傻子”似乎也没有了。他空空地来到了这个世界,又空空地离开了这个世界,一无所得。也只有我们兄弟姐妹在想起或议论起他老人家的时候,他那在艰苦岁月中挣扎的身影和音容笑貌,才会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脑海或梦中,使我思念的泪水止不住的流下来,并把我的思绪也拽回到那几十年前的岁月。

我的父亲是“闯关东”人的第二代。他没有上过一天学,什么字都不会写,也不认识。有人问他“贵姓”时,他就告诉人家姓连。“车”字加个“走”字旁的那个连,问他怎么写,他就不知道了。

我的父亲啊,辛苦了大半辈子,什么都没有得到,最后还落得这样一个下场,那场车祸,让他彻底变成了一个四五岁的孩子。他整天和一群野孩子纠缠在一起,每天脏兮兮的,就知道傻笑,又因为总是输游戏而哭着鼻子回家,抹着眼泪委屈的说他们欺负我,眼泪鼻涕绷在一起,一不小心还吸进嘴里,那叫一个恶心。你想想,他都活了半个世纪了,一把陈年老骨头,和小兔崽子们玩游戏,不输才怪呢。

我的祖父祖母都是在30多岁时,因病同年去世的,扔下我的父亲及其弟弟妹妹六个孩子。最小的姑姑只有四岁,我父亲是老大,那时也只有十六岁,只得去给地主扛长工,吃住在地主家里。其它叔叔和姑姑因为年纪都小,又没有人细心照顾,陆续死了三个。剩下一个叔叔和一个姑姑,被他们的老叔,我叫小爷的收留,这才算把命保住。

父亲刚变傻的那段日子里,我并没有多少悲伤,反倒觉得一身轻松,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。我想,终于没有人再打我骂我管着我了。父亲对我管教很严,他这人从来都不苟言笑,每天板着脸,放学一回家,他就逼我做作业,练习题,房间的书都快堆成了山,全是隔壁胡晓南家里借的。他也从来不和我聊生活,只会跟我谈学习,讲以前是如何如何的艰苦以及无穷尽的大道理,我和他的交流,除了这些就没别的了,所以高中的时候我就很害怕回家,害怕给家里打电话,我可不想永远束缚在他的那套古董思想里,因此很多事情我都与父亲合不来,顶嘴、辩解、争吵……什么事情都想和父亲争出个理所当然来,可惜每一次都以失败结束,心中的怨气不断增长,总想逃离这个家,渐渐地,我和父亲有了隔阂,交流也越来越少,直到后来,我在家里扮演的角色就像一位客人,拘谨、沉默、小心。

抗美援朝战争爆发,我父亲主动报名参加了担架队,去朝鲜干了整整一年,立了好几次大功。那些立功奖章和牌子有一小袋子,都被后来的我玩弄没有了。父亲回国后,戴着大红花参加了县里的英模大会。在这次大会上,我的姥爷看中了我的父亲,就把我的母亲,他的最小女儿嫁给了我的父亲,我母亲那时才十八岁。

父亲变傻之后,他的生活起居全由母亲一个人打理,我可没有本事管我的傻父亲,他太野,比我小时候还要淘气,何况,我也还是一个孩子呢。我把房间里的书本全都拿去卖了,父亲再也不会管我了,而且那时家里实在困难,急需钱贴补家用。我每天上完课便无所事事,整天在外面溜达到很晚回家,没有束缚的日子简直太爽了,成绩也是在那个时候一落千丈,从班里前几名退到倒数几名。

我父亲成家后,就带着我的母亲,还有剩下的那个叔叔和剩下的那个姑姑,从县城搬到了一个叫长岭的乡村里。在那里我们兄弟姐妹六个陆续来到了这个世界。

母亲没有更多的心思管我的学习,她白天还要带着父亲一起去工厂上班,父亲总是像个孩子一样哭着喊着,拉着母亲的衣角说这里不好玩,要回家家。母亲就给他一把糖,他就乖乖地坐在那里,有时还能帮母亲做一些简单的包线工作。晚上回来还要做饭给我和父亲吃,帮父亲洗澡,哄父亲入睡,每天自己很晚睡觉。

贫寒卑贱出身的父亲相当能干,又恳于吃苦,又有一把子力气。在全村几百个劳动力中,像他那么能干的不多。没有几年时间,他就为家里买下两匹大马和几十亩好地,又同别人合伙盖了三间大土房。几乎成了新中国的新地主。五几年东北农村先后成立了初级人民公社和高级人民公社。我父亲都是最先报名加入的,并把两匹大马和土地以及所有农具都交给了集体。我上小学时,那两匹马还活着呢。那匹大黑马被县公安局调去当了“警马”。那匹黄的是个母马,就在生产队使用,还繁育了好几个后代,社员们都管它叫“连政旺”。连政旺是我父亲的名字。我们那里当时就是这样,谁带进集体的马呀、牛呀,人们就用谁的名字称呼它。驭手要使用它时,就冲“马倌”喊,快点把“连政旺”牵过来,或者是快点把张老三,李老四什么的牵过来。在那匹马活着的时候,我经常听到人们用我父亲的名字对它呼来唤去,驭手打它时,嘴里还不停地嘟囔,打你个“连政旺”。

傻父亲很淘气,就想着玩,又总是闯祸,使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。但母亲没有任何抱怨,每天悉心照顾父亲,就像小时候照顾我一样,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爱父亲也是唯一在乎父亲的人,如果母亲不在了,这个世界就没有在乎父亲的人了。母亲跟着父亲过了二十多年的苦日子,从来没有发出过一句怨言,她很爱父亲,即便父亲一无所有,也死心塌地,心甘情愿。

我父亲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员后,被生产队安排去赶马车。从那以后,他就再没有干过其它职业的工作,也算是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吧。他给生产小队赶过马车,给生产大队赶过马车,给人民公社赶过马车,当了一辈子马车司机,我们家乡叫“赶大车的”。

她也爱我,如果说父亲的爱是火焰,那么母亲的爱则是阳光,温暖、柔和。母亲的声音总是那么温柔,她不喜欢惹是生非,不喜欢与人争吵,她喜欢平平淡淡,简简单单,所以当林家人侵犯我家竹林,想把交界处占为己有的时候,母亲拼了命也要拦住父亲,不让他去找林家人,她说: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咱们不缺那么一点地方,你不能去!”其实她只是怕父亲受到欺负,贫穷就要挨打,这句话不无道理。父亲得尿结石的时候,疼的死去活来,做完手术那几天,母亲守了父亲三天三夜寸步不离,每天以泪洗面,以为父亲不会好了,最后才发现是自己多虑了,父亲笑话她,一个简单的手术而已,又不是癌症。

因为赶了一辈子大车,所以他对马就特别的亲,特别的好。为了马,他跟很多人打过架,甚至是到了玩命的地步。有一次,生产队长把我父亲使用的一匹马借给相邻生产队用了一天,晚上马被送回来后,我父亲发现那匹马有被人重重打过的痕迹,就去那个生产队骂人,并要揍那个用马之人。那个人说“不就是打几下马吗,又不是你爹,至于吗。”一听这话我父亲急了就用板锹劈向那个人,当然是没劈上,因为那个人跑了。最后还是在大家的劝说下,那个人赔了好话才算了事。六O年,公社觉得这个村的生产一队规模过大,不利于管理和方便生产,就指示大队从一队分出个二队。当时人员基本上是按着住道东的留在一队,住道西的去二队。但队长认为这个人调皮捣蛋不好管理的话,不管他住在哪里,都让他去二队。所以二队的人员就比较复杂,总是打架,总是闹事,这种状况好多年后才得以改变。土地和马匹都是用“抓阄”的办法分配的。我家住道东,我父亲又是赶大车的好手,当然留在一队。可是他最喜欢的大红马却被二队“抓阄”得去。那匹大红马的力气和个头在全村是有名的。又是一匹难得的好“辕马”,非常好使。去小兴岭“倒套子”从来没有失过前蹄。“倒套子”就是在大雪封山的冬天,用马爬犁把任何车辆都上不去的山顶上伐下的大树木,绑牢捆住,拴进套子拉到山下楞场(蓄木场)。都是一人一马一爬犁,那是一个很危险又很苦的活,因为大爬犁没有制动装置,全靠马来控制方向和速度,经常有人掉进山沟里马毁人亡。我父亲和那匹大红马从来没有出过事,而且每年都是他和大红马拉的数量最多,任务完成的最好。所以父亲和大红马特别有感情。如今大红马被二队得去,可他在一队,很是上火。吃不好睡不好,牙还总疼。同生产队长商量,能不能把大红马换回来。队长说这个事二队是不可能同意的。他又去找二队队长,二队队长说换马肯定是不行的,除非你调过来。为了能和大红马在一起,我父亲在一队干了几个月之后,又调到了二队,继续赶他的大车。从此,他和大红马几乎是形影不离,相依为命。在人们的心目中,好像我的父亲就是大红马,大红马就是我的父亲,他们已经溶为一体了。

我的父亲不抽烟、不喝茶、不赌博、不看戏、偶而喝点小酒,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养狗。从我记事时起到当兵,家里就没断过狗,最多时养着三、四条,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只叫“巴儿”的中型混血狗,它非常聪明,每天寸步不离的跟着我的父亲,他去城里拉货,它就在车的下面跟着跑,路过别的村子时,常有一群群的狗来咬它,它都是吓得夹紧尾巴急忙跳到车上求救,我父亲的大鞭子甩的那是又响又准,“啪”的一声,全都跑了,其中一条大个的跑出很远还在嚎叫。这时“巴儿”的尾巴也翘起来了,张着嘴哈哈着,好象在说,“还是我爹利害吧!”到了饭时,我父亲他们进小饭馆吃饭。它就趴在马料袋子上,别人要想动那是绝对不行的,当然,每次我父亲出来时,都会带点小奖品慰劳它一下。

傻父亲总是黏着我,要我教他各种小孩子玩的游戏,我真的很不耐烦,小的时候您可从来都不让我和其他孩子玩,我都已经十八岁了,怎么还会玩那种幼稚的游戏呢,而且我有一个傻父亲,那是多么丢脸的一件事,我就躲着他,离他远远的,他只能傻傻地笑着,去找那些野孩子玩。

我的父亲每天都带着他的“巴儿”,坐在由大红马“驾辕”的马车上,“长鞭那个一甩呀!咔咔地响唉!”在车轮滚滚马蹄忙的音乐声中,快快乐乐地奔向前方。

记得有一次,林家人气急败坏的捧着一个破罐子找上门,扯着喉咙大叫:“这都第五次啦,您能不能管一下您家的傻子,别再往我家丢鞭炮啦,要出人命哒,这罐子值多少钱您知道吗……”她说话的时候“傻子”两个字说的特别重,听着很讽刺。母亲一个劲的赔不是,她已经处理这种投诉太多了,但从来没有骂过父亲,父亲则每次都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委屈表情,拉着母亲的手低声辩解:“他们都是坏人,我不喜欢他们。”每到这种时候,我就躲得远远的,生怕别人知道我是这个傻子的儿子,其实自从父亲出意外之后,全村的人都知道了我是他的儿子,我不知道自己在躲什么,可我就是想要躲。

我的父亲并不傻,也不弱智。但他“连傻子”的绰号是怎么得到的呢?六十年代初,我的父亲在生产队起早贪黑的干,不怕脏,不怕累,不耍滑。这样一来,生产队配到我父亲车上固定干活的那个人就不干了,整天说:“你傻呀,这样干你不怕累死,我还怕累死呢。”,经常找队长要求换别的车跟。我的母亲更是经常说:“你傻是怎么的,累坏了怎么办。”这些话让当时在生产队抓“社教”的工作队队长知道了,他就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讲,“有人说连政旺同志起早贪黑地为集体干活是傻子,我看只有思想落后,打击进步的坏分子才说这种话。我们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事业就需要象连政旺同志这样的傻子,这样的傻子越多越好,大家都应该学习他,而不应该打击他。”他这样表扬一个,批评一片的话一讲不要紧,好多人就不愿意了,公开上不好说什么,背后里就时常挖苦我的父亲。从那时开始,村里人就半讽刺半开玩笑地管我的父亲叫“连傻子”。这个绰号伴随了他的大半生,他真正的名字几乎被人们遗忘了。

他总是给我惹麻烦,又让我没有面子,我不喜欢父亲,更不喜欢变傻后的父亲。

我问过父亲,您为什么允许他们叫您“连傻子”呢?他笑着说:“叫就叫吧,叫傻子好记。”你还真别说,自从我父亲有了这个绰号以后,他的名气越来越广,越来越响。十里八村的人有可能不知道大队主任、公社主任、党委书记都是谁,但都知道,最起码也是听说过,长岭公社有个“连傻子”。至于是真傻还是假傻,他们就不得而知了。

可我越讨厌,傻父亲好像就越喜欢我。后来干脆每天就在学校门口等我放学,像个小孩一样黏着我,对我撒娇耍赖,说我不在家他就难过,他想每天见到我。

事情有时就是有些怪。自从我父亲有了“连傻子”这个绰号以后,时不常的也会有些小好处轮到他的头上。比如,他有时去县城或省城给生产队办事,有些办事人员一听说他叫“连傻子”,能办的就尽量给他办了,不怎么难为他,一方面是同情他,另一方面也是怕他不高兴真的干出点什么傻事来。东北那里一到冬天冰天雪地的,什么农活都干不了了,当地人都开始“猫冬了。”马车没什么事也都停下来了。可公社机关就不能”猫冬了,”必须按上级指示,做到冬闲人不闲,所以各种学习班、训练队、会议、年终决算等等,一个接一个,没有断空的时候,一忙就是几个月。公社食堂也就开始有事干了。既要有一个象样的厨师,又得有一个能干的烧火烧炉子的。我父亲不会做饭炒菜,但他懂得烧火烧炉子,炒菜师付也愿意让他烧火,他不但不怕脏,不怕累,火还烧得好,从来不影响炒菜。而且我的父亲还会帮他们“偷”。食堂一没有煤烧啦,没木柴烧啦,管后勤的又不愿意出钱买。我父亲就用手推车在清晨人们还没有起床时,到综合加工厂的院里去“偷”,“偷”一早晨能够烧好几天。工厂打更的(保安)一旦抓住他,他总笑着说这是最后一次了,下次不来了。然后他就装疯卖傻的连抱带推把人家弄到屋里一走了事。下次照“偷”不误,反正都是公家的事,工厂厂长也拿他没有办法,因为他是个“傻子”。烧火烧炉子这个活虽然累点,但可以多挣上一份工分,又可以免费在食堂吃上几个月,时不常的还能来点小酒解解馋,虽然没有太多的大鱼大肉,但比家里的伙食那是强得多多了。公社管理员也非常愿意用他,因为用他既省钱又省心。这也正应了老辈人流行的一句俗话,叫“尖人装傻”的不吃亏,“傻人装尖”的才吃亏。

我很生气,心想您可是从来都不会来学校接我的,从幼儿园开始就没来过学校一次,同学们都以为我是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,现在倒好,我不需要了,您却每天跑过来,那么大年纪,还要像个小孩子,拉我的手,说想我。

我的父亲深深地知道没有文化的难处,更知道被人看不起的滋味。所以他就特别坚定地让我们一定要多读书。他也更要求他的弟弟,我的叔叔必须把学上好。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,我的老父亲硬是供我叔叔读了十二年书,直到他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,当上技术员为止。我们兄弟几个的学也都没少上,都是高中以上学历。有两个当过兵,一个学了医,一个做生意。这在农村就是相当不错的了。

为了不让其他同学知道我有一个傻父亲,我只能等到天黑再出去,没想到他竟等着我到天黑,在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中,他佝偻的身躯渐渐成为一道黑色的剪影。我的鼻子突然酸了一下,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心里蔓延,很奇怪。我终于妥协,同意他在学校附近的那条偏僻小路等我,他开心的蹦起来,却跳不高,还差点摔倒。

我始终忘不了老父亲是如何在别人岐视的目光中,挺直腰板支撑着一个八口之家。

回家的路上,他总要牵着我的手,就像小时候我牵着母亲的手一样。我从一开始的排斥到渐渐习惯,想想这样也好,至少他不会再管着我了,他现在不过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,又不能对我造成“威胁”,我何必对一个孩子计较。

我始终忘不了老父亲是如何用那满是裂口和老茧的双手,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兄弟姐妹养大的。

我始终忘不了老父亲是如何不厌其烦的告诫我们,人只要还有一点良心,就不应该忘记祖宗。

高二那年,母亲告诉我,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了,所有积蓄全都给父亲看脑子了,可她会努力想办法筹钱,保证让我读完高中。当时可以说是家徒四壁的窘况,她没有让我辍学,更没有逼我出去工作,可我那时脑子不开窍,母亲说她会想办法,我以为她真的有办法,所以每天心安理得的上学。其实我早已无心学习,我从一个好学生到差学生用了不到90天,中途我的心又跟章凡飘到了天涯海角,最后摔得遍体鳞伤,我哪有资本去喜欢一个人,那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,自作自受吗?

我父亲这辈子最大的一个愿望,就是到那个“每个月都发钱,天天都吃白面大馒头”的地方去生活。他非常想念我的叔叔,那是他唯一的亲弟弟。他总是说,“你叔叔那里每个月都发钱,天天都吃白面大馒头,不象咱这里,一年才发一次钱,还不知道有没有,天天吃苞米面。”所以,他一直想搬到那里。但这个愿望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也没有实现。记得我在读高中时,从图书馆买回一张大地图,贴在墙上看。他问这是什么?我告诉他这是地图,就是咱们国家的边境和范围。他问有你叔叔那里吗?我说有,并告诉他在什么位置。他看后说:“你叔叔那个地方在地图的最上边,有一巴掌远呢。”接着他又问,“那最下边是哪里。”我告诉他,“那是海南岛,在祖国的最南边。”他一惊呀!两个手从胸前合着状态一下子分开很宽,说“好家伙,在地图上量还有那么大的一块距离呢。”我也不知道他的两只手中间的距离有多大,因为他两只手的指头是弯着的。

我每天都在想她,觉得什么都失去了意义,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没有见到父亲在小路上等我,竟然有些失落和不习惯,心里想着傻父亲怎么不来黏着我了,难道他也不喜欢我了吗?

我父亲不善于交际,所以他这辈子朋友不多,就那么三、四个,都是本村的农民,有的比我家还穷。但个顶个都是实实在在的人,谁家有个事,真都是“两肋插刀”,互相帮忙,虽然都不是什么大事,但过日子总少不了有个头痛脑热,缺东少西,玩不转的时候。对于那些我父亲认为是“鬼头蛤蟆眼”的人,他是绝对不同他来往的,怕吃亏上当。在这一点上,我们兄弟姐妹都有老父亲的遗传基因,都非常不善于交际。这在当今“朋友就是生产力”的实用型社会里,想要干成点什么事,其难度就显而易见了。

我每天无精打采,回到家也不说话,像失了魂一般。那段时间,傻父亲总是在我回家之后才回来,身上很邋遢,脸上和衣服上都粘了厚厚的灰尘,浓重的汗水味交杂着不知名的怪味,又脏又臭。他尴尬的笑着,露出害怕的眼神,像犯了错的孩子似的杵在那里,揪着衣角说我回来了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。取消了人民公社和大、小生产队,从而彻底地解放了农村劳动力,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我家分到了二十亩地和一匹小马驹。我的父亲又买一匹白色的大母马。还购买了很多农具和一辆小马车,就是只能一匹马拉的那种。又租种了几十亩别人的地。用我母亲的话说,“过日子的东西什么都不缺了,就差好好干了。”正当我的父亲准备大干一场,争取早日实现小康目标时,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

我和母亲都以为他是和别的孩子们去玩了,只不过近来玩的有些疯了。我问他怎么不来接我了,他嘟了嘟干裂的嘴唇,神秘兮兮地说:“不告诉你。”

那是一九八三年夏天的一个上午,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从别的村子借来一辆二马车,由我的父亲赶着,两个人去拉土准备修房子,在拉完最后一车时,路旁的汽车修理部里有人在调试汽车喇叭,发出很大很大的怪音,两匹马突然受惊狂奔起来。我父亲的朋友虽然年纪大一点,但是急忙从车上跳下去后,什么事都没有。那个人现在还活着呢,已经九十多岁了。我父亲当时也完全可以从一侧跳下去,什么事都不会有,因为马车不是很高。但是,当他看到前方几十米的路上,有几个聊天的妇女已被吓得惊慌失措,不知道往哪里跑好了,只是大声的喊叫时。我的老父亲就没有从一侧跳下,而是从车的前面跳了下去,拼命地拉住马的缰绳,同时大声喊“吁”,想让马停下来。可是这两匹马“认生”,根本不听我父亲的“喊话”,再说它们已是“惊声之马”,根本停不下来。此时,我的老父亲只好用尽全身力气猛地往里侧一拉缰绳,马车顿时改变了方向。那几个妇女是躲过去了,可是我的老父亲却被裹到车下。车从身上滚过后,我的老父亲又爬起来去追那马车,跑了几十米后终于把马拉住,使车停了下来。可是他却重重地倒了下去,就再也没有站起来。

我心想你一定是厌倦我了,小孩子都是这样,一开始很喜欢的东西,没过多久就不稀罕了,可我不是东西啊。

在他暂短的弥留之际,我的母亲哭着对他说,你怎么还这么傻呀。我父亲无力地叹了一口气说:“要是撞到别人那不是贪事了吗。”然后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,带着他那还没有来得及实现的小康之梦;带着他那热恋生活的无限情怀;履行完他一辈子的“赶马车绝不能伤着别人”的诺言后,就这样只能是伤着自己地走了!

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,没好气的告诉我这个学期学费还没交,下个学期再不交的话就别来上学了。我失落的走在回家路上,才明白原来母亲也不是万能的,也有她没办法解决的事情。不读就不读吧,反正我也不想学习了,正想着,手机响了,电话那头,母亲哭的泣不成声,告诉我父亲在医院。

我的父亲没有我幸运。从部队转业后,我真的去了那个“每个月都发钱,天天都吃白面大馒头”的地方工作。那里是黑龙江垦区,真的很美,真的很富裕,真的很现代化。这也可以算是由我实现了老父亲的遗愿了吧!我不但圆满的实现了老父亲想去“地图的最上边”这个遗愿,还把他的遗愿延伸到了“地图的最下边。”那就是我在那个“每个月都发钱,天天都吃白面大馒头”的地方工作了二十年后,又调到了这个“好家伙,在地图上量还有那么大的一块距离呢”的地方工作了十五年。这里更美,这里更适宜人类居住,可以毫不夸张的说,这里就是人间的天堂——海之南。我知足了,我想我的父亲在天之灵应该也知足了,因为我是他的儿子。

病床上,父亲抿着嘴,头上绑着绷带,别扭的躺在那里,蓬头垢面,衣衫褴褛,还是那阵熟悉的汗臭味和不知名的怪味。

我的眼睛渐渐地模糊了,脑海中出现了一座平凡而不朽的丰碑,那碑上刻着三个鲜亮的大字——“连傻子”!

和他发生冲突的是某建筑工地的工头,直到这时,我才明白了一切事情的缘由。

傻父亲无意中知道我没钱交学费,即将辍学,急得大哭,喊着嚷着让母亲想办法,他说他喜欢每天放学和我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,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光。母亲无奈的告诉他,只有工作才能赚到钱,有了钱才能交学费,这样我就可以不用辍学了,可自己能力实在有限,能养活一家人已经很不容易,再无别的法子了。

大概是这段话听到父亲的心坎里,他竟真的去找工作,可谁会要一个傻子呢?唯独那个工地的工头看中了他,给他分配些泥土沙石等搬运的工作,那工头也狡猾,见父亲脑子有问题,就想把他变成免费劳动力,什么重活累活全都给父亲一个人,父亲倒也坚韧,四五岁的智力,却不喊一声苦。时日到了,那工头就想拖欠父亲的工钱,以为父亲傻了什么都不知道,可父亲就是为了钱而去的,拿不到钱,当场急起性子,拽着工头衣领要钱,工头使了使眼色,几个拿着家伙的民工就走上前打他,父亲连滚带爬跑出去很远,哭的撕心裂肺,他们一直追着,最后被赶来的警察带回了派出所。

我的鼻子又酸了,这次连眼睛也开始肿胀了。

我没好气的说:“你真是天下最傻最傻的傻子了,我的学费还需要你挣吗?大不了不上学了,你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,还要来管我,我可不需要你来管!”父亲傻傻的笑着,把头靠在我的肩上,撅着嘴对我说:“我想要挣很多的钱,想要和儿子放学一起走回家,嘿嘿……”

日子总算回到了正常,父亲拿回了工钱,包括赔偿金算在一起也只够我读完高二,傻父亲又开始每天等着我放学,我也慢慢不在乎别人的眼光。

我喜欢章凡的事被豹爷知道了,豹爷是学校里的小霸王,认识社会上的人,教导主任也不放在眼里,大家都不敢惹他,碰巧他也喜欢章凡,可章凡是个好学生,绝不会喜欢他的,他就把矛头指向我,认为都是我的原因,所以章凡才不喜欢他。

豹爷总是带着几个小弟,双手插着口袋,摇头晃脑,拽拽的把我逼进厕所,威胁我不要喜欢章凡,不然就要揍我。我心想章凡要是喜欢我该多好,可她多用心,只想着学习。我被威胁了很多次之后就习惯了,也不搭理豹爷,有一次还被豹爷揍了一顿,大概是因为他知道了我有一个傻父亲,说了一些听着刺耳的话,被我呼了一巴掌,我就被他揍到说不出话来。

豹爷是不会放过我的,从来不敢有人在他脸上动手脚,放学之后他便一路跟着我,拽拽的,酷酷的,缕缕白烟在他嘴前形成一圈圈圆环,最后破裂、消散,虚无缥缈……

我紧张到双腿发软,心想这下完了,他肯定会揍死我的。

走到学校附近的那条偏僻小路,三个痞子模样的人把我拦住,豹爷出现在我的身后。我想这回真的完了,希望傻父亲乖乖的在路的那头等我,千万不要走过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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